有一种精神叫法国精神 深读法兰西之战争与和平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ynsrq.com/,法国

巴黎人面对战争,心态之淡定、优雅,对美好生活延续的巨大惯性,彰显出一种可贵的法国精神……

巴黎遭受重大,让全世界的目光集中投向法国,投向遭受重创的“浪漫之都”。除了在网络上prayforparis(为巴黎祈祷)之外,更多的人陷入了深层的思考。如此惨烈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法国,为什么是巴黎?以帝国、移民、宗教、种族、文明冲突等这些关键字为核心的讨论,在所有思考者言谈或心中,正在进行着。一流的学者们分析认为,其中包括有偶发的成份,也有结构性的因素。

而在思考悲剧背后成因的过程中,我们必然再次正面相遇到法国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国社会的思想传统,法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一个滋养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巴尔扎克等思想和文学巨人的国度,拥有被全世界浪漫主义者尊为“世界首都”的巴黎,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大文豪之外,通过阅读非虚构作品,我们来深入了解,当代法国。

对法国的印象,相信很多人关注的重点,都离不开浪漫的巴黎,辉煌的艺术等。法国的农村是怎样的?法国的农民现在过着怎样的日子?

法国人是如何处理农民收入、土地流转、粮食安全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则相对较少人有细致的了解。

地处西欧、素有“欧洲中国”之称的法国,跟中国类似,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口一半以上都还是农民。此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人口比例有所下降。面对现代化浪潮,法国也经历过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实现社会有序转换的过程。它的产业转型同样经历过阵痛。

法国人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吸引着学者于建嵘的目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教授,曾多次赴法国,对法国的工会和农会有深入的采访调查,形成一套自己深入的思考。而他这些采访调查心得也被他记录成工作日记,20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汇集成《访法札记》一书出版。于建嵘说,“这本书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有明确的法定权利。法国人对自己的权利非常明确,知道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东西不是他的。这点非常重要。第二个问题,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要有一个救济渠道,必须有司法、有组织、有人帮他。”

法国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法国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实现社会有序稳定的一些做法,而这对于正值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的中国,无疑有借鉴意义。不过,作者于建嵘有更好的诉求,“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讲,自然希望此书不仅限于为当代中国的治理提供借鉴指导,而是能够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1856年,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15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引发了阅读和讨论的热潮。在一次会议上,高层某领导对与会专家学者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该领导公开推荐之后,该书迅速引发大众注意,成为热销书。不管是在高校,还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均将它作为重要的书目研读,不少还写下读书心得,在网上成为一景。

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旧制度与大革命》旨在阐述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开宗就这样说,他写这本书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一部法国的大革命史。一般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然而,托克维尔研究发现,真相远非如此。托克维尔发现,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反而是越来越好。正因为一些流弊被消除,才使得民众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也更加敏感。也就是说,当痛苦在减轻时,痛苦的感觉才会更加敏锐,更加不可忍。如果一味的痛苦,反而没有力量反抗。托克维尔举例说,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繁荣怎么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些观点,都发人深省。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之后安心写作。这本著作在1870年之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近几十年来才开始受到西方读者的重视。

近代知识传播技术的发展,让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手艺,逐渐衰落。如今,这一角色又被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主动重新承担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国历史学、人类学不完全是建立在此前盛行的那种“科学验证”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历史学不仅有科学研究的维度,还有一个文学的维度。历史学家也好,人类学家也好,其实都是在制造故事。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直接认为,历史学家、做历史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其实就是“讲故事的人”。

16世纪的法国,实行皇家赦免制。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免死脱罪。赦罪书是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文献。戴维斯精心分析了赦罪书的制度运作,讲述者、书写者、审阅者的种种表现,求赦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声音,由此呈现出16世纪法国社会一幕幕鲜活的画面。比如,戴维斯发现,16世纪是一个讲故事能够决定人生死的时代。如果你能够讲好一个故事,就能够让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国王就能够赦免你。

作为历史学家,戴维斯不是直接从所谓的真实档案中探究历史“真相”,而是独辟蹊径,从档案中“虚构性”的一面,也就是“讲故事”的一面深入研究,不得不说,让人耳目一新。这些思想,也被戴维斯写成《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的赦罪故事及故事讲述者》。2015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人类学译丛”将这本书译介出版。

现实与历史密不可分。巴黎让很多人想到几十年前的一句线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了这样的责问。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两位记者,花了将近三年时间,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800多人,采用了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盟军、戴高乐等解放巴黎的全过程。

《巴黎烧了吗》的出现,带有颠覆性地告诉我们,写历史,原来可以达到如此感性细节的地步。

正因为一幕幕细节,真实的细节,再加上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文笔,让这部非虚构的新闻作品,读起来像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

比如,作者这么写战时“宵禁”,“巴黎保持了它的‘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四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骑车的锻炼,使她们身躯矫捷,双腿修长。那年夏天,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中,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晚上,巴黎人穿着木跟皮鞋在街上走,格格声不断。他们学会了万一过了宵禁时间就脱了鞋子,光着脚回家。那样巡逻的德国兵就只听见自己的皮靴铁掌击地声了。剧场三点钟开门。天黑收场,场场客满。分布全市各处漆成绿色的圆形广告柱上,贴的剧目广告有二十多个。老哥伦比亚剧场在演出萨特的《没有出路》。离剧场不远的几个街块外,它的作者匿身在一间顶楼里为抵抗运动写宣传品和传单。”

巴黎人面对战争,心态之淡定、优雅,对美好生活延续的巨大惯性,正是一种可贵的法国精神,令人动容。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今年颁给《指南针》“我们是两个鸦片吸食者,每个都在自己的云烟中,外界的什么都看不到,孤立着,永远不理解对方”。法国小说家马迪亚斯·埃纳尔聚焦中东文化的小说《指南针》,开篇就这么写。他暗喻西方和东方。在作者看来,两者都在自己的幻象和对对方的误解中孤独存在着,东西方如何透过迷雾真正看到对方,东西方如何视域融合,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在《指南针》中,今年43岁的埃纳尔讲述了维也纳音乐学家弗朗兹的“白日梦”。弗朗兹在梦境中开始了一段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的中东之旅,途中遇到探险家、学者等各色人物,描绘了中东地区语言、文化和音乐的融合与差异。在小说中,女主人公萨拉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他者观种种》,研究的是一位伊朗作家和翻译家海达亚特,比较了他和卡夫卡以及同时代的巴黎人于连·格拉克,而她本人对于男主人公来说代表着东方,男主人公最后也意识到,他对萨拉的精神渴望源自他对自身中他性的探索欲望。通过他,埃纳尔其实想要表达,西方无法真正离开东方,只有探索、认出并接受西方自身中的东方,病重的西方才能真正痊愈。

埃纳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迷雾中,还是有指南针导航。他在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舒伯特《冬之旅》中的歌词,给出了希望。考虑到法国当下的状况,这部作品获奖,也耐人寻味。11月3日,法国历史上最悠久最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在巴黎揭晓。《指南针》获得2015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张杰

留下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